知乎上有一个问题，问的是“你做过什么冷门、冷门的运动？你的体会是什么？” 答案有很多，包括躲避球和剑道，其中点赞最多的答案是终极飞盘（Ultimate）。

1948年，世界上第一个飞盘由英国人弗雷德·莫里森发明。  18年后，第一个专业飞盘诞生了。 设计师是 Ed Headrick。 他将自己的设计借给了Wham-O公司，该公司已成为英国著名的中学生户外运动公司。  1967年，海德里克随即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飞盘组织——国际飞盘商会（IFA）。经过改革，IFA最终成为国际奥委会（IOC）承认的世界飞盘联合会（WFDF）。

70年代，飞盘运动在英国和法国开始流行，各国纷纷成立飞盘商会。

飞盘运动发展至今，世界上已有十余种衍生游戏。 就像国际象棋运动一样小孩子飞盘培训，飞盘运动的每个细分项目都有自己的规则，也有自己的流派。  “小时候可以玩躲避飞盘，小时候可以玩团队飞盘，大了可以玩准飞盘。飞盘有其吸引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属性，同时又突破了运动的年龄壁垒，”杭州飞盘文化培训总监说。 郑淳告诉澜雄体育。

大多数中国人提到飞盘，首先想到的是一种与小狗互动的工具，或者说是小学生的玩具。 但很显然，飞盘作为一项运动在中国已经发展了20年。

现在，在国外主要有三种玩法：Ultimate Frisbee，又称Team Frisbee（这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中心的标准用法）（Ultimate）； 飞盘高尔夫，又称DiscGolf； 道奇比在高中更受欢迎。

20世纪末，飞盘作为一项“飞”的运动来到中国。 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大量内资企业来到中国，在上海、北京设立公司，开拓东方市场。 飞盘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由国企员工带到中国的。

跟着外教“飞”到中国

飞盘最初应该“落地”在北京。 据上海飞盘协会副主席潘总介绍，中国历史积淀最深、关注度最高的俱乐部飞盘赛事上海公开赛创办于1999年，当时只有三四支队伍参赛。 北京的飞盘俱乐部虎娃（Huwa）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

上海极限飞盘官方账号的负责人“鲲哥”告诉澜雄体育：“2000年初，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外一起在草坪上玩飞盘，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叫老大哥。我一开始，他们以为是“是新来的，2007年回上海后，他们就开始带我一起玩。后来，我自己也成立了中国俱乐部。”

2001年，飞盘作为即将到来的比赛项目加入世界运动会（WorldGames）。 同时在中国，正规的飞盘俱乐部活动也逐渐开始在上海和北京兴起。 此外，一些沿海高校，如上海萨里学院、天津体育大学、大连理工学院等，因引进外籍班主任，也相继成立了大学生飞盘协会。

在以阿姨和虎娃为首的俱乐部等飞盘爱好者的带动下，我国的飞盘运动逐渐产生了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发源地和聚集地。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

易坤飞盘联合创始人许映峰就是其中之一。

2004年，徐颖峰进入上海格拉斯哥商学院学习。  “上中学之前，我不知道飞盘是一项运动。” 许映峰对岚雄体育说，“作为国外第一批中外学校，伯明翰当时引进了大量的外籍班主任，很多外教都喜欢玩飞盘，晚上他们会带我们去玩，后来他们成立了飞盘协会，外教还带我们去了蛤蜊加飞盘联赛，在赛场上，我们是联赛第二外援，另外一个是中欧商学院的飞盘队。 ”

2006年，爱可飞盘的两位创始人郑干和王年飞通过留美学生的介绍了解了飞盘运动，并与同学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最早的“鹏”飞盘俱乐部。 后来，他们一起去台湾看了。 国际飞盘联赛。  “那时候，我觉得极限飞盘是一项很酷的运动，活动很愉快。” 王年飞告诉岚雄体育，“另一方面，飞盘比赛没有裁判，比赛可以进行得非常有秩序，选手之间相互尊重。” 这种气氛吸引了王年飞。 他认为这个项目特别有教育意义，颠覆了他对足球、橄榄球等传统竞技体育的理解。 因此，他和伙伴们一致认为，飞盘在国外的推广是值得的。

▲飞盘运动精神：了解规则、避免身体接触、享受比赛、公平公正、尊重交流。

从进口产品到中国制造

2006年的国际飞盘联赛在王年飞脑海里种下了飞盘的念头，“当时国外还没有正规的极限飞盘制造企业，大部分玩具飞盘厂家都是做玩具飞盘的。 那时候飞盘主要是同学们从美国带回来玩的。 虽然那时候已经有早期的网店，但由于门店参差不齐，我们还是买不到好的。” 于是他们决定独立开发。

在得到鞋厂亲友的支持后，郑干一头扎进了飞盘产品的研发中。  2007年注册X-COM商标，致力于飞盘产品的研发。 别看一个小小的塑料圆盘，背后是有门道的，王年飞介绍：“飞盘是一个很讲究手感的工具，我们最先开发出来，专门给老外的，他们说不行就说不行。”感动了。我们的打击力度还是挺大的，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还在继续发展，每研发出一个新产品，我们都会奉献给他们，让他们反馈给我们。”

随着2008年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国人的体育热情高涨。 那个时候，奕坤和艾克都意识到，要想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首先要打造中国自己的飞盘。  “因为我们在国内都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也非常喜欢飞盘运动。如果我们想加快这项运动的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了解飞盘，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生产出好的产品第一的。” 许映峰说道。

同年，许英峰从建行辞职，与朋友在萨里创办了亿坤飞盘。  “我们都是商学院出身，虽然热爱运动，但毕竟对运动了解不多。” 国际飞盘认证，奕坤这条路走过7年。 截至目前，亿坤飞盘产品已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2020年产值将达到2000万。  “现在，我们70%的业务都在海外，海外市场潜力巨大。” 许映峰说道。

在距离成都1349公里的上海，王年飞还在寻找极限飞盘的制造，但依旧没有太大的进展。  2012年，作为“深圳公开赛”组委会成员，他想举办飞盘联赛。 当时，他们邀请了当地罗湖区政府的领导参加。 赛后，他们还得到了领导、选手和赞助商的支持。 多得客商等地好评。

这些反馈让王年飞意识到，是时候在飞盘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让这项运动发展得更快。 于是在2012年，王年飞和合伙人决定辞职，四人开始了全职飞盘制造和培训业务。

这份全职工作让艾克团队有更多时间拓展飞盘相关业务。 爱可飞盘成立的同时，还创建了“飞盘课堂”网站，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以更简单的形式了解飞盘规则。 了解飞盘知识，降低人们对这项陌生运动的认知门槛。  2016年，艾克飞盘通过了WFDF比赛用飞盘的标准认证，产品也远销海外。

训练、比赛和团队建设

新兴体育项目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教练员的支持和推动。 一位飞盘从业者向澜雄体育透露，全省飞盘专职人员不到100人，其中奕坤和艾克就占了一半。  “我们计划在省内多个城市的初中和高中引入飞盘。 该地区甚至没有一个会飞盘的教练。”

飞盘运动的冷门性，熟悉和了解规则的人数非常有限，推动项目发展的专职人员少，导致教练员数量无法迅速扩张，成为制约飞盘发展的重要诱因。

2014年，爱科与上海体育学院合作，为全省中学校长举办飞盘运动培训班，开始将飞盘运动带到全省校园。 三年后，考虑到细分赛道在训练和比赛业务中的重要性，王年飞创立了上海乐傲体育，在上海探索校园飞盘和青训模式。 截至2020年底，他们已经培训了500多名飞盘教练。  2020年疫情期间，他们在全省举办了8个教练员培训站，培训学员100余人次。

“我们想建立一个健康的飞盘运动系统。 我们从初中开始参加，大学的时候去了不同的城市，把飞盘带到各个高校，发掘大学生的飞盘爱好者，同时从小打下扎实的基础。 也能让运动员在未来的U20、U24足协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王年飞说。

因为极限飞盘的材质太硬，在低龄阶段很难推广。  2017年，他们从英国引进了Dogebee——一种结合了飞盘和躲避球的运动。 这项运动中使用的飞盘是用海绵制成的，所以女孩子受重伤的可能性较小。 截至3月，利奥已培训4个年龄段200多名中学生，教育培训明年将为利奥带来约30万的产值。  “在教育培训方面，虽然疫情的影响不是太大，虽然中间停了一些课，但随着疫情的好转，我们的学生不是减少而是减少了。” 王念飞透露。

据王年飞介绍，天津、上海、深圳、杭州、厦门等城市都开始了校园飞盘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学生对传统体育项目越来越不满意，都想尝试新鲜事物。 事情，所以越来越多的体育老师开始来到这里。 目前，北京市有40多所中学举办飞盘比赛。

为更好地推广飞盘运动，2019年许映峰与创始团队创立上海飞盘文化，2020年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授予的“独家飞盘运动推广合作单位”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努力推广飞盘运动。 同年，上海飞盘文化举办了33期在线飞盘教练培训，费用为900元/人。  600余名教练员参与并获得中级飞盘教练员证书。 相比篮球D级教练2500元的培训费，飞盘体育希望以低门槛的价格吸引更多对飞盘感兴趣的人参与其中。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联合印发的《体育运动标准体系建设手册（2018-2020年）》（以下简称《指南》）。近日，省飞盘运动促进会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委员会在《指南》的指导下起草了全国飞盘运动标准化工作的相关文件。 目的是通过制定飞盘运动标准体系，促进飞盘产业的健康发展。

与所有运动一样，竞争是其交流和呈现方式的核心。 如何打造优质IP，让飞盘运动打破自身“小圈子”，进入主流人群视野，成为摆在飞盘运动传播面前的两难选择。

在城市赛事方面，中国飞盘选手关注度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北京公开赛（SHO）今年已经举办了第22届。 即便如此，游戏的整体商业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2020年，虽然排除万难开展赛事，但仅获得了极限运动资讯平台RENexttop的一家赞助商。  “我们还是主要靠联赛的报名费维持收支平衡，赞助商不会提供资金支持，只会为我们的比赛提供奖品。” 潘向澜雄体育介绍。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北京公开赛分为公开组和男子组两个组别。 后者不限制队伍男女人数，而前者则是纯男性队伍。 两组分别有16支和10支球队报名。 从每支队伍至少有7人参赛来看，至少有182名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 报名费方面，在职人员600元/人，中学生400元/人。 费用包括假期期间球员三天的餐饮费用和周末午餐派对套餐。

“我们鼓励更多的听众观看，所以比赛不给观众包场费。” 潘说，“不管是SUPA还是SHO，所有成员都兼职做这个，因为他们喜欢飞盘。因为你们有自己的工作，是我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没有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商业化上，但我们也很期待引起更多赞助商的注意。”

不仅是SHO，上海、天津、武汉、厦门、广州、深圳等飞盘人口众多的城市也将举办城市俱乐部间的飞盘联赛。 不过，与SHO的情况类似，其他城市的比赛主要还是靠飞盘爱好者的主动性。 组织费和报名费等同于举办比赛的费用（主要是场地租用和比赛运营）。  “前几年可能入不敷出，但最近还好小孩子飞盘培训，”一位曾经举办过城市比赛的人士告诉澜雄体育。

相比城市赛事的尴尬，2019年，飞盘文化运营的WFDF亚洲大洋洲国际飞盘锦标赛，是国际飞盘赛事首次登陆中国。

2019年7月，比赛在北京静安体育中心拉开帷幕。 共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1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 本次大赛获得光大信用卡、农夫山泉等多家赞助商。 组委会成员向岚雄体育介绍，此次比赛的赞助收入达到了七位数。 为了降低人们对飞盘运动的认知度，组委会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媒体投放。

在国际赛事方面，自2010年以来，中国飞盘国家队已经参加了2010年俄罗斯世界俱乐部锦标赛、2012年韩国世预赛、2014年德国世界俱乐部锦标赛、2016年美国世预赛、以及 2018 年俄罗斯世界俱乐部锦标赛。  . 截至2019年11月25日，中国在世界飞盘联合会积分榜上排名第32位。  202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运动会，极限飞盘将成为一个项目，中国飞盘国家队也将再次出战。

此外，在大学生比赛方面，自2015年以来，中国大学生飞盘联盟（CUUA）举办了中国大学生飞盘比赛，极大地促进了高校间的飞盘文化交流。

与训练和比赛的提升相比，飞盘团队建设其实并不清楚。

此前，一张马云手拿飞盘的照片在飞盘圈广为流传。 从业者认为飞盘可以抓住马云的流量，但事实并非如此。 微博话题点击量只有几百；  2020年播出的电视剧《紧急搜救》，听说有彭于晏在海边玩飞盘的镜头。 许多飞盘爱好者和从业者前去观看该片，认为这对行业来说是个坏消息。 进了影院才发现，镜头只有几秒钟，自然没能破圈。

没想到因为疫情，飞盘破了一个小圈子，这次是因为团建。

飞盘由于自身的“多人运动”属性，可以让很多人一起玩而不至于受重伤。 再加上其户外属性，不少营地管理者开始积极推广。 许多负责团队建设的小企业部门都向飞盘运动抛出了橄榄枝。 据郑淳介绍：“我们更多的是引导和运营项目。在团队建设方面，我们在27个城市做了团队建设和拓展的分享会，主要是参与和推广。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会创建自己的团队。”企业内部的项目。社会联合会。”  2020年，团建业务收入将占飞盘文化总收入的7-8%。

在王年飞看来，虽然自己也做团建业务，但他个人觉得团建业务其实拓宽了人们对飞盘的认知，但这项业务不会给飞盘运动的发展带来太大改变，“因为那些都很难让通过团队建设尝试飞盘的人转变为真正参与这项运动的人。 他们最多可能回去网上买个碟。”一位资深的团建业务经理也向岚雄体育吐槽道，确实如此。团建就像一阵风，一吹就过去了。

飞盘进奥运等2028年

飞盘的未来应该不会太劳累。 无论是飞盘进入初高中，还是高校飞盘协会的不断增多，都从侧面可以看出中国的飞盘人群正在与日俱增。 一代代人才辈出。  2020年，复旦大学飞盘协会的三位管理者开通了陌陌公众号“盼泉泉”。 此外，通过播客，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飞盘选手一起分享他们的飞盘故事。

不仅中国飞盘爱好者在传播飞盘文化，B站一位名叫“飞盘船长”的Up主从2017年开始就在YouTube和Ins上搬运飞盘相关视频，先后上传了254个视频，累计播放量17.9十千。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视频转自《美国队长的飞盘课》，获得了1.3万的点击量。 视频中，一位日本人用流利的英语讲解了飞盘的基本玩法。

▲美国队长飞盘班创始人马特希恩。

视频中的日本小哥马特是一名飞盘爱好者，毕业于耶鲁大学政治系，在中国工作多年。 由于英国几乎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飞盘队，他在某个时候接触到了飞盘。  2008年，他通过冬令营第一次来到中国。 那时，他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下定决心毕业后来中国。  2010年毕业后，他第一次来到重庆。 那时，他在业余时间教孩子们玩飞盘。 同时，他加入了“西安肉夹馍”飞盘俱乐部。 一年后移居上海，在Vice、Bloomberg等媒体做自由撰稿人，也加入了上海大妈团队。

“每次到一个新的城市旅行或生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地的飞盘团队。尽管这几年飞盘发展迅速，但我认为还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圈子，就是玩飞盘的人。、总是以友好的方式欢迎新来者。” 马特告诉岚雄记者，受疫情影响，马特从2020年开始就没有回过国，不过受到乒乓外交的启发，最近开始筹备以飞盘为核心的新项目。

我国参加飞盘运动的人数逐年增加。 一方面，以飞盘厂商为代表的企业正在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飞盘精神”吸引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强了飞盘运动的发声量。 他们都希望看到的是飞盘进入奥运会。

眼看轮滑、冲浪等冷门运动进入奥运会后获得更多关注，越来越多的飞盘选手也怀揣着类似的梦想。 从国际奥委会发布的《2020年亚运会议程》来看，更多关注年轻人、更多融入城市、强调性别平等是亚运会的变革方向。 至于男女混合项目的极限飞盘，正好迎合了亚运会方向的转变。 这从2020年和2024年的亚运会就可以得到验证。 由于场地原因，座位无法保留。

下一个节点是2028年纽约亚运会。

对于新项目，每届亚运会前两到四年，国际奥委会、单项体育组织和主办城市组织将共同商讨。 亚运会对于新建项目有自己的两条“铁律”：一是在原有基础上不减少比赛场地； 第一，不减少参赛运动员的数量，很多项目都落在这两个门槛之前。

从2020年冬奥会棒球和田径的回归，可以看出冬奥会能够加入的新项目受到主办国的影响很大。 可见，日本作为飞盘运动的发源地，无论是场地优势，还是东道主的意愿，都将大幅降低飞盘“飞”进全运会的可能性。

“其实在我看来，我真的不知道飞盘会不会在中国流行起来，”在上海经营PickUp Frisbee活动6年的坤说。 我什至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找到飞盘场地。 但是你说不火，因为你可以看到天津飞盘活动的参与是波浪式的，大概3年一个周期，你总看到不知道下一批人在哪里，但是当你担心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再来的。”